智库观点 | 互联网医疗来了：为什么是现在？

智库观点|互联网医疗来了：为什么是现在？

作者：晓蒙

编辑：凯文弟

排版：小炒糖

2019年5月14日，成都医联体管理中心像往常一样安排一位患者下转到基层单位做康复治疗。

中医经典病房宋洋医生表示，患者可以成中医附院合作的多家医联体单位选择下转医院，这样不仅能够在节约经费的同时获得医疗保障，而且也便于家人根据住所选择医院，更好地照顾病人。

患者家属对于转诊带来的实际利好也予以肯定，他表示虽然之前去办理从成中医附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下转到青羊中医院（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手续的时候遇到了门槛费用减免适用流程的问题，但是回到成中医附院后，也得到了出院结账处管奇主任的耐心讲解，很快地解决了问题。“他非常耐心，帮我梳理了一遍流程，然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补好资料，办理转诊手续，之后在去青羊中医院就让门槛费消失了。”

上面的案例折射出我国逐步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中的“双向转诊”制度的适应期症候，虽然在操作流程中存在一定的不便利，但是对于患者减少花费、便利就医却有明显的帮助。

而跳出案例本身，我国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它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近期因为新冠疫情对于线下就医的限制而脱颖而出的互联网医疗，又能为我们的便利就医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一、什么是分级诊疗制度？

近年来，国家为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调配着力推行分级诊疗制度。

就当前民众就医难的现状和及其背后反映的问题，陕西省卫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立勋在解读《陕西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指导意见》时表示，“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而基层医疗机构和一些小医院却门可罗雀，难以维持。去年我省67.8%的就诊人次和83.3%的出院人次集中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此外，各层级医疗机构分工不够明确，协调衔接不足，难以为患者提供全程系统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不足和浪费并存。”

这样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那么，当前的“分级诊疗制度”如何实现让老百姓少花钱，少跑路，看好病呢？这涉及到分级诊疗制度的四项核心政策措施：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具体内容为：

基层首诊：国家医保的参保人员，原则上应选择居住地或发病时所在地附近的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接受首次诊查，并由首诊全科医生根据病情确定是否需要转诊。

双向转诊：需转诊患者原则上按照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的顺序逐级转诊，急危重症患者可以越级向上转诊，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和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应及时向下转诊。

急慢分治：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依据自身技术能力开展医疗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病人或提供超出本单位技术能力的医疗服务。

上下联动：加快建立各级医疗机构间分工协作机制，提高服务基层能力，落实双向转诊职责，合理分流患者，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局面。

举个栗子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上述脸部受伤案例的看病流程就涉及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四项内容，其中重点强调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将医疗资源用在最合适的病人身上。当然，如果患者刚开始就知道受伤比较严重，可以直接越级前往县里或者市里治疗，也可能在过程中越级转诊。这便涉及到“保障危重患者病情不被延误”的规定，即“65岁以上老年人、5岁以下婴幼儿、孕产妇、精神病、重大传染病、急性感染性疾病患者、居住地和医保统筹地区分离等情况可就近选择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医疗机构直接就诊。”

生病时寻找最好的医生是人之常情，如何保障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到位，国家也有政策引导，包括报销比例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管理、建立双向转诊和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等等，努力从多方面促成“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

二、分级诊疗能否根除医疗供给难题？

虽然上面所谈分级诊疗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调配和高校利用，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国医疗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和供给不足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所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7.07%，而美国、日本、新加坡的占比分别为24.44%、19.80%、13.47%。

2020年4月，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出版《医疗与公共卫生新基建》报告，反映出当前中国都市圈综合性医院数量的不均衡现状，一方面是各城市之间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城市核心与外缘的显著差异。

图片来源：高德，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医疗与公共卫生新基建——激发都市圈新动能》

    此外，《Lancet》柳叶刀杂志在2018年5月23日发布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榜单，也反映出我国当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和供给不足的问题。该报告计算了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到2016年的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指数（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简称HAQ指数）。中国的HAQ指数在1990年到2016年间提升了35.3分（32.8-37.0），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在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之间，HAQ指数依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从区域分布上看，中国东部地区表现较好，HAQ指数可以挤进世界的第8、第9分位，其中HAQ指数最高的为北京（HAQ为91.5分），相当于世界前20名。然而西部地区则表现较差，HAQ指数最低的为西藏地区（HAQ为48.0分），相当于世界第130名左右，与北京相比两者相差43.5分的距离。

以上数据和报告既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医疗供给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医疗服务改革指明了方向。有效调配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拓展医疗资源供给渠道，双管齐下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必要手段。近年来，在增加政府医疗资源的供给之外，企业的加入为我国医疗资源的补足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互联网医疗风口为何此时出现？

谈及互联网医疗，虽然其前景十分光明，但是就实际就医方式的选择来看，绝大多数能够前往医院就医的病患不会选择在网上看病，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电子健康素养”的缺乏，也就是说，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好的互联网搜索能力的网民，对于网络上健康信息的判断能力依旧十分捉急。中国公民电子健康素养的“高技能、低评判”是一种普遍特征。该内容将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着力探讨。

危机时刻，危中有机，受新冠疫情影响，民众的线下看诊受到极大限制，而看病的需求并未消减，使得这一平时不会加以考虑的就医方式成为了唯一的替代品。“危机”在危险时刻为互联网+医疗带来了机会，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丁香医生等诸多线上医疗产品的强势入局，更是催生了社会对于互联网医疗大健康的热烈讨论。

综合来看，传统医院及互联网企业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化合作、民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疫情对开展线上医疗的催化作用，以及政府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医改导向，是形成互联网健康风口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此外，网络普及和宽带提速为互联网医疗的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图注：分级诊疗互联网产业受益图谱

来源：http://www.199it.com/archives/609109.html

首先，传统医院及互联网企业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化合作方面，关于将时间倒退到两三年前，互联网医院和企业早已开始试点。

2018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即华西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试运行，开启了国内三甲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的新探索。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到，“通过互联网医院，希望华西能从现在每天约2万人次的门诊量，最终减少到每天1万人次的门诊量，让另外1万本来不需要到华西的复诊病人，通过互联网+下沉到基层和社区。”此外，在便民服务方面，华西医院正在试点专科的全流程就医服务，包括患者入院前的术前教育和检查，患者出院后的随访、用药指导、康复管理、医药的配送工作等方面，搭建线上线下一站式就医服务。

2018年11月开始，阿里健康开始独家运营支付宝医疗健康服务频道。截至2019年3月，在医院场景下，使用阿里健康所运营的医疗健康服务的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1200万。截至2019年9月末，支付宝已经签约的医疗机构数超过11000家，并在超过300家三级医院接通了医保支付。截至2019年9月，在医院场景下使用支付宝医疗健康服务的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1700万，半年同比增长逾41.7%。

图片来源：高德，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医疗与公共卫生新基建——激发都市圈新动能》

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民众的医疗健康需求也水涨船高。以在线预约挂号、缴费读报告、远程问诊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产品，已经成为“服务型产品”被人们所迫切需要。互联网医疗和智慧医疗，能够帮助提高服务型产品质量、供给和效率。民众的需求与市场的投融资趋向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根据动脉网和蛋壳研究院的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外医疗健康投融资趋势整体向好发展，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投资总额的大量增长尤其反映出民众医疗健康需求的上涨。

图片来源：《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2020年Q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资本变化趋势》

再次，新冠疫情对于互联网医疗、医药新零售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医疗健康行业反映热烈。我们熟知的“在线问诊”、“专业医生直播答疑”、“健康码”不仅仅在疫情期间发挥作用，而是会逐渐应用到整个医疗体系中，如健康码已经走向产业链上游，在杭州、温州连接整个医疗体系，市民可以一码通行，看病买药。由于湖北全省的人员流动限制，“买药不出门”的市场需求也为阿里健康积累了慢性病诊疗和药品配送方面的经验。这次疫情促使更多用户认识到互联网医疗的价值，行业会迎来很大提升空间。

最后，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加持。202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及“合理规划各类医疗资源布局，促进资源共享利用，加快发展社会办医，规范‘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增强医药服务可及性”，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互联网+医疗助推了医疗卫生领域资源的重新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在医疗卫生支出相对不足的问题。

小结：

    本文首先对当前中国分级诊疗制度对于优化医疗资源调配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而后进一步分析当前看病贵看病难背后的根本原因——医疗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和供给不足问题，最后从传统医院及互联网企业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化合作、民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疫情对开展线上医疗的催化作用，以及政府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医改导向四个方面回答了“互联网医疗为何现在到来”的问题。

此外，本文在第三部分提及了公民电子健康素养呈现“高技能，低评判”的特征，其对于未来互联网医疗是否能够形成有效医疗资源供给具有重要影响，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