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抗疫：建立在病毒和政治的血泪教训之上

韩国抗疫：建立在病毒和政治的血泪教训之上

封面图 来源：韩联社

作者 | 大白

编辑&排版 | 大白

象征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体系。

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盾作为一种防卫武器，成了保护的象征符。

现代社会，这一象征符的意义延伸到了医疗卫生事业中。

蓝十字蓝盾协会：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医疗保险服务机构

COVID-19就像一把尖矛，在2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就狠狠戳在了各国的这面盾上。

从过去两个月的阶段性战况来看，有的盾依然坚挺，有的已经扯得粉碎。韩国就在前者中颇具代表性。

事实来看，韩国和意大利两国人口相差不到20%，又在二月末三月初前后脚经历了疫情暴发，但他们的后续进展却大相径庭。截至4月6日，意大利累积确诊人数已接近13万，病死率达12.28%；韩国共确诊病例10284，死亡率1.8%。

三月中下旬到四月上旬，各国疫情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韩国已经在低确诊病例水平保持稳定，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来源：丁香园

也许到这个时候，复盘韩国这样一个国家，成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现实的、历史的视角里，我们又能从中把握到前、后疫情时代的什么“前馈”信息呢？

韩国：我有过血的教训，你们不懂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与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原体同属冠状病毒，前者在发源地中东地区的致死率可达到40%。

2015年5月20日，韩国国立保健院判定首例输入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患者。到12月，韩国病例数累积达186例，死亡38人，病死率20.4%。韩国也成为当时仅次于发源国沙特阿拉伯的MERS感染者第二多的国家。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2015年的MERS疫情，韩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采取措施的思路也许就有章可循了。

平泽圣母医院：1号MERS确诊患者的首家住院医院，该医院产生了后续大部分MERS患者 来源：韩联社

68岁男性1号患者于4月18日至5月3日在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巴林从事农作物栽培工作，5月4日经由卡塔尔转机后从仁川机场入境韩国，入境时无症状。

该男子5月11日出现发热、咳嗽。

5月12日起辗转3座城市4家医院，于17-20日在三星首尔医院住院治疗，19日进行检验，20日确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由于初期诊断没有重视，患者辗转就诊过程中，多家医院发生院内感染。

患者确诊第二天，韩国保健当局开始对64名亲密接触者隔离措施。在感染逐步扩大的过程中，6月18日达到隔离峰值6729人。

6月7日新增确诊数达到高峰23人。

6月10日韩国政府终于将MERS列为政府管理的传染病。

6月25日，韩国国会快速通过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法》修正案(简称《MERS特别法案》)。

7月4日最后一例（186号）患者确诊。

12月，官方宣布MERS疫情结束。

话说到这里，回头看我国12月末1月初新冠疫情的初期发展线智库观点|分解疫情预警——如果从头再来（链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呢？

我们回到新冠疫情，韩国从五年前的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如今又如何成为了各国防控疫情的模范的呢？

韩国政府应对COVID-19的态度积极正面

2015年的MERS疫情中，韩国朴槿惠政府的反应饱受诟病。

如在首例患者确诊10日后的5月30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在Facebook发布的“MERS预防要领”就闹出了笑话：“要领”提醒韩国民众要小心骆驼。

这张海报里左上角告诫大家避免与骆驼亲密接触，右下角则告诫大家不要饮用未经灭菌的骆驼奶、不要吃不熟的骆驼肉。

而骆驼在韩国几乎只存在于动物园。

2015年5月30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在Facebook发布的“MERS预防要领”

与此同时，到6月2日，MERS已出现三代感染者，韩国国民安全处仍只将疫情防控水平保持在“注意”阶段。

直到第一例确诊半个月后，6月5日，韩国保健当局才宣布对产生了最多感染者的平泽圣母医院等京畿道各家医院进行彻底的流行病调査。时任总统朴槿惠当天视察国立中央医疗院时强调，“MERS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传染病。”

2015年6月5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视察国立中央医疗院负压病房 图源：韩联社

有趣的是，2003年初春中国和东南亚暴发同样“未曾经历”的SARS疫情，掌政不到一个月的卢武铉政府第一时间于3月16日发布了韩国国内的SARS警报，采取的一系列非常应对措施持续到7月7日方才解除。

彼时，韩国242个保健医疗机构对从有SARS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入境的23万人进行了电话追踪调査。在政府动员下形成了官民合作的防疫体系，防疫人员“像打仗一样”。

直到SARS疫情结束，韩国仅出现了几名疑似患者，确诊患者为零，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SARS预防模范国家。

再看本次新冠疫情中，政府的反应倒是可圈可点。

现任总统文在寅作为前总统卢武铉的挚友，在面对不同疫情的政策抉择上，也走了一条相近的道路。

韩国政府在1月就已经开始对新冠肺炎进行密切关注，初期采取的措施也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可。

2月21日，文在寅宣布彻查参加大邱新天地教会礼拜活动和葬礼的人员。5名护士出现医院交叉感染，同时首尔市长宣布禁止大规模集会活动。

在大邱出现“31号病人”超级传播者后，韩国于2月23日迅速将预警级别提高最高级别到“严重”，并启动了以国务总理为本部长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韩国政府当前应对体系 来源：KCDC网站

3月底的民调显示，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上升至52.5%，世卫组织也表示各国值得向韩国学习。韩国政府的新冠疫情处置目前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韩国的COVID-19检测能力强、范围广

2015年MERS疫情初期韩国对病例检测反应迟缓。

比如，5月21日，3号患者（与1号患者使用同一间病房）确诊后，其女儿因过去几天一直在医院陪护，主动向韩国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提出MERS检测和隔离要求，但被拒绝，理由是她没有出现任何相关症状。

而这位46岁的女士最终于5月26日被确诊为第4例MERS患者。

保健当局的不敏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次COVID-19疫情中，根据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KCDC）数据，截至4月9日0时，全国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数累积已达49万余次。在人口五千多万的韩国，这意味着几乎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接受了检测。

病毒检测，是疫情控制的关键一环。

早在2月7日，韩国政府便批准了第一个检测试剂，由韩国生物科技公司Kogene Biotech研发。三天后，其生产的试剂已经开始在韩国医疗体系中使用。到2月底前，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已批准了19个检测产品。

韩国的疫情暴发在2月下旬，到此时，试剂产能已有了充分的储备，不存在由于试剂盒短缺而无法确诊的窘境，而这已经由现实证明是潜在导致交叉感染、疫情扩散的重要诱因。

据韩联社报道，2月7日，韩国的日检测能仅为3000次，到三月份，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1.5万次。

美国在三月面临的即是如上所说的检测能力窘迫。3月24日，特朗普与文在寅通电话，即提出了援助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的要求。

这一尴尬并非美国独有。从3月中下旬国内疫情进入可控阶段，韩国在检测试剂上既满足了自身的防疫需求，也已经开始更多地扮演国际援助角色，向包括北约内的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援助物资。

据韩联社3月26日报道，已有100多个国家向韩国提出了诊断试剂进口或人道主义援助请求。

3月27日，在仁川国际机场，罗马尼亚当天派一架北约运输机赴韩运输韩国产检测试剂、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图源：韩联社

那么韩国接受检测的人群有哪些？

首先，到过大邱等疫区以及意大利等有感染病例国家，并出现了发烧等症状的需进行检测。

其次，未到过相关地区，但发生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也需要进行检测。

再者，任何人没有症状也可以自费130美元进行检测，若结果为阳性，检测费用还会退回。

在检测方式上，韩国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创新。人们熟悉的麦当劳“Drive Thru”——只需要把车开到窗口，即刻点餐取餐，就成为一种新的变式。要检测的人只需开车到检测站点，由医务人员取样检测即可。

早先尚还需要六小时等待，检测结果通过短信发送至受检者手机，而后续更新的试剂和检测技术已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取得检测结果。

而“Drive Thru”也逐渐下沉为“‘Walk’ Thru”，行人路过即可到一个类似电话亭的检测站进行检测。

3月2日，在设于仁川市延寿区的“免下车”筛查诊所，一名市民在车内接受新冠病毒（COVID-19）检测 来源：韩联社

信息高度透明，掌握人群数据

2015年MERS期间，信息不透明、数据追踪不明确也成了韩国政府治理深受批判的一个关键点。

当时韩国政府迟迟没有公开MERS患者所经由的医院。

新闻报道中提到MERS患者所经由的医院和医疗机构时都只以字母代码称之，比如A医院、B医院、C医院等，而不披露医院的实名。

因为没有确切信息，有人“误入”那些有感染风险的医院，有人则即使生病也不敢去医院就诊。这一度引发剧烈的公众恐慌情绪。

6月2日，有两例MERS患者死亡、总确诊人数达到30人，且出现第三代人传人病例之时，韩国政府仍对发生MERS疫情的地区和医院信息进行保密，只对医疗人员公开。

直到6月6日一天之内新增确诊者达23人，疫情发展有失控的迹象，政府才不得已在6月7日公开了一份包括24家医院在内的名单。

如何对如此行为做出解释呢？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角度：韩国医院大多为私立机构，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私立医院占比达90%，而其背后多是三星等韩国“财阀”集团。

2015年6月7日政府不得已公布的24家医院也均为私立医院。

而从朴槿惠政府对财阀集团的倾向也颇会让人联想到一种利益保护的关系。有趣的是，对照SARS、COVID-19两次疫情应对的卢武铉、文在寅政府，他们对财阀集团的态度与前者有鲜明区别。

当然，也许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新冠疫情中，如今在中国，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健康码”的存在。

健康码跟踪用户的运动轨迹，记录潜在的暴露风险，持有绿码便可以在城市中畅行无阻。而对应的红码则意味着用户可能由较高的暴露风险，需在家隔离14天并申报健康状况。

2月19日，杭州西湖重新开放时，市民就可凭绿色的支付宝健康码前去参观。

钛媒体的联合创始人刘湘明就提出了一个观点：通过移动设备和移动互联，人和信息正在融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强信息人”时代。

在政府的统筹下，疫情防控中信息、数据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弥合，韩国也是如此。“强信息人”的出现，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正如前文提到，在MERS暴发期间，韩国人不知道有谁被感染以及哪些医院收治了病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院内感染。公众普遍要求提高透明度，政府的信息披露成为后期改革的重点之一。

疫情过后，《韩国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中增加了公开披露条款。韩国国会授权有关部门收集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的个人信息，使得疾病管理本部能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监控摄像、刷卡记录、手机定位等手段来了解患者的具体移动路径。

韩国政府掌握确诊患者的消费、影像、位置数据并进行透明披露，成为流行病学调查追踪、一般市民防护的重要依据。 来源：KCDC网站

韩国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其中相当一些可以有效地进行面部识别，进而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具有人工智能识别能力的摄像头可以在商-店、街道、火车站和机场观察每个人，并在通过大数据信息进行匹配和风险评估。

同时，从2020年2月10日起，韩国保健福祉部就“提供监控从中国入境人员健康状况的自我诊断手机应用程序‘자가진단(App)’”，该APP后继续在韩国用户间推广，为政府部门地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个人端的数据来源。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布的自我诊断APP 来源：App Store

如此，整个数字监控基础设施所获取的数据成为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手段，并且现已证明其在疫情防控方面十分有效。当某人到达机场，他会被测温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果他的体温太高，与之同行的人会在“自我诊断APP”上收到自动通知。监控、GPS知道谁在哪里。

韩国的每栋建筑、每间办公室或商店都有监控摄像头，想避开摄像头的拍摄在公共场所走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果从批判的角度来讲，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缺乏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的，从政府到个人，他们“醉心于数字化”，“人们也很少谈论数据保护，没有人反对疯狂的行政数据采集”。

在数据监控这方面，东亚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弱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共识中，“自由”、“隐私”的论调甚嚣尘上，公众对政府的的信任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

所以当信息科学和大数据专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时，欧洲尚未认识到这种范式的转变。

从疫情数据来看，西方国家显然在防控上做的不尽人意，截至4月9日，确诊病例数前五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以及三个欧洲国家，其中意大利的病死率已接近13%。

主要疫情国家一周确诊病例趋势 来源：KCDC网站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韩国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值得称赞的做法：政府的积极响应、强大的感染筛查能力，以及高度的数据应用和信息透明。

但也许我们也要感叹，成绩有时来源于曾经的教训。

我们亦然。

参考文献：

葛小辉.2015年韩国MERS事件:分析与思考[J].韩国研究论丛,2015(02):245-263.

杨正时.中东以外地区最大一次中东呼吸综合征暴发,韩国,2015[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7,29(01):95-100.

健康码是个被忽略的奇点事件，刘湘明

韩炳哲：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

Countries test tactics in ‘war’ against COVID-19, By Jon Cohen, Kai Kupferschmidt, Science 20 Mar 2020 : 1287-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