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疫情预警：为何迟到，又为何缺席？》

智库观点|《疫情预警：为何迟到，又为何缺席？》

作者：凯文弟

排版：小炒糖

COVID-19或许会是21世纪20年代最大的黑天鹅事件，随着美股暴跌、多国封国和全球范围内文化体育活动的停摆，COVID-19基本宣告了在拥有互联网和现代医学加持后建立起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疾病控制方面依然是个一捅就破的纸老虎。

右滑查看美联储宣布零利率的紧急救市措施后，依然止不住跳水的比特币、石油、黄金与股市

成功的防疫还没到来，失败的防疫已经在全世界演成了样板戏：

无视预警不做早期准备——>检测能力不足误以为病例很少——>大规模爆发——>开始“大招抗疫”

不管是中国高标准严要求的“全民隔离”还是英国赌上国运的“群体免疫”，实际上都已经是在公共卫生系统对早期疫情的控制宣告失败后被逼上梁山而做出的极端选择。这让我不禁思考：在当今如此发达的医疗科技水平之下，为什么本应当将病毒控制在萌芽阶段的预警系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已经有中国作为“前车之鉴”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是先后白给，最终导致了“大流行病”的爆发？

疾控预警系统作为这场“战疫”中的第一道防线，到今天基本已经是全白给了

在上一期智库观点“分解疫情预警——如果从头再来”中，我们发现：目前国内针对传染性疾病设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监测体系，通过传染病报告、医院信息整合以及最终由基于大数据的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层层处理，实际上在这次肺炎疫情的早期，已经成功的向卫生部门与地方行政部门发出了相当级别的预警信号。然而，在卫生系统的响应及时实现后，在现实中对控制疫情最为重要的一环——“社会预警”的失败，或许是这次COVID-19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成为“大流行病”的症结所在。

01 简单经济学：传染病预警是成本-收益平衡下的政策选择

认识到“预警”作为一种特殊公共政策选择背后的逻辑或许是这次疫情带给世界最显而易见的教训。从理性人思维出发，建立社会预警系统是人类社会在面对可能带来破坏的不确定性时最“经济”的选择。

一个最随意、生活中最常见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还原出这种决策的过程，我们暂且叫它“随便模型”（模型中所有的具体数值均为根据生活经验做出的非常随便的假设）：

假设存在一个发生几率为1%的随机事件（新型传染病）

这些事件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损害可能为5到（比如一种传染性和致死率都较低的病原体）无限（比如出现了一种RO为10，致死率30%的病原体）个社会效益单位

在加以干预的情况下有50%的几率将这一事件的损害控制在2000个单位的社会效益以下，若干预及时，则有90%的几率将这一事件的损害控制在100个单位的社会效益以下

实现有效干预至少需要投入100个单位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投入越多，则干预及时的几率越高

全世界的社会效益大致有20万个单位（按CDC预算占总体GDP的比重粗略计算得出）

现在请你给出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公共卫生投入：

A．0个社会效益单位

B．100个社会效益单位

C．500个社会效益单位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和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B选项似乎是最为合适的决策，而这也是全球所有国家建立传染病预防与检测系统的逻辑，简单可以概括为：

来源/百度百科

其实绕了这么大一圈，凯文弟的目的无非是想让大家首先在脑海里牢固树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设：包括传染病预警在内的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目的是用更少的代价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是一件非常讲投入产出比的事情。虽然政府和社会在疾控方面的投入越多，越早向公共发布预警信息采取措施，为了控制早期发展而消耗的“社会效益单位”也就越大。但是同样的，越早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采取措施，就意味着我们或许不必像现在这样，承担因为大爆发而带来的巨额损失。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诸如停课、停工、封闭社区、停运公共交通和征用公共设施建设方舱医院等措施，虽然有效的控制了疫情更大规模的爆发，但也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扰乱性(disruptive)影响，在一部分人因这些措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而加以标榜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社会因为这些措施承受的巨大代价。因此，传染病预警和控制政策的指导思想，不应当是片面宣传疾病爆发后不计社会成本地的响应速度和规模，而是尽可能地减少传染病及其响应措施给正常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扰乱性影响，这也是本文作为IO-Talent青年公共政策智库观点系列的第二篇，最想要传递出的观点之一。

02：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慌是发布社会预警的高昂成本

想象你在大街上一边看走路一边听歌，突然感觉被蹭了一下，然后摘下耳机听见了下面的声音，回头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音频

请问你是跑还是不跑？

在数百万年进化中保留下来的哺乳动物本能会让我们在受到强烈威胁信号的刺激时自动启用一套专门为“保命”设计的神经回路。当神经系统接受到的威胁信号足够强烈（比如听到尖叫声）时，大脑中负责控制情绪的杏仁核会在大脑皮层之前接收到神经信号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命令肾上腺等一系列负责增强反应能力的机制开始工作，这会带来一个结果：随着反应时间的缩短，我们分析和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将随之下降，或者说——当明确感觉危机到来时，人会暂时变蠢。

杏仁核位于大脑额叶，与恐惧情绪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又被称为大脑的“恐惧中心”；脑科学研究发现大量“创伤后应急综合征（PTSD）”的症状都与杏仁核有着密切关联。来源/A+医学百科

当处于群体中时，这种情况又会因为恐惧在人群中的链式反应和从众心理被加倍放大，美国时代广场误把摩托车回火当作枪声引发“万人大逃亡”，深圳1号线2016的踩踏事故都是这种“惊弓之鸟”心理的真实体现。

2019年8月，在时代广场的群众恐慌事件最终导致了6人入院治疗/来源：ABC新闻

回到疫情的社会预警，可能会发生的公众恐慌，始终是政府和卫生部门考量是否应该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时在“成本核算”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按照常识，大部分人都会认为：现代社会对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抵抗能力正在不断随着科技和经济活动的发展增强。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一种突发事件自身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染病、恐怖袭击或大国间的对抗升级），在互联网极大地加速了威胁信号传播速度和广度的情况下，社会恐慌会成倍放大突发事件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对社会秩序失去信息的民众可能会“代偿性地“通过提取存款、抛售股票、抢购物资等等方式力求重新获得安全感。与此同时，没有什么是比成群的“惊弓之鸟”更适合谣言传播的土壤了。一旦这些情况发生，社会预警显然与其最初“将扰乱性影响降到最低”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社会恐慌并不是一个在向社会发布预警时完全无法处理的问题，恐慌最大的敌人是信任，而信任第一来自于足够的透明度，第二来自于宣传疏导、第三则来自于及时尽力的应对；这三点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其实不难做到。只可惜，发布社会预警的阻力并不是仅此而已。

03“狼来了困境”是伪困境么？：CDC的公信力难题

我们都听过小男孩因为屡次骗村民说“狼来了”最后自己也被吃掉的故事。作为一个儿童寓言，它告诉我们要诚实，但这个故事真正的目的是告诉人们：“公信力”是一个很脆弱的玩意儿，尤其当这个公信力是用来为传染病的社会预警背书时，那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

真的是这样么？

世界各地的疾控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都有错拉警报的“乌龙”和反应过度的“玻璃心”历史，预警机制越灵敏的国家，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也相应越多。

在非典疫情结束的2003年中，一份来自加拿大的科研报告曾经认为美国与加拿大因为新爆发的社区疫情需要开始准备应对非典的再次爆发；

2009年，美国CDC针对当时的H1N1疫情采取的关停学校等措施，后来受到来自多方的质疑，被认为是反应过度；

电影《传染病》来源/腾讯视频

2013年，香港曾经有记者因被怀疑为H7N9携带者直接被带去隔离，后来被证明是乌龙的情况；

2014年，由孟加拉国一位顶级医务工作者上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在检测后呈现阴性…

在中国，疾控系统包括这次出现过两次“亡羊补牢”，但还没有出现过“杞人忧天”的案例。至少在这次的故事里，我们是一个羊都被狼吃了好多之后，才想起来下山喊人的孩子。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误报也比漏报好”的结论？毕竟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对于疾控系统的宽容度其实能够容许不时发生的误报：如果预警真的是在传染病扩散前的“黄金窗口期”发出，每个人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实现有效的控制，算付出的成本和潜在的收益，这看起来是一件血赚的事情……

04编辑的话：

这篇文章是脑子并不灵光的凯文弟尝试回答自己在观察疫情时产生的诸多问题的系列之一，对于传染病的社会预警，并不是公共卫生专业的凯文弟依然有着很多的疑问，所以在本期的最后，我们想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

向社会发布传染病的早期预警，究竟存不存在“狼来了困境”？从各种角度出发，你是否认为“误报也比漏报好”？欢迎在后台留言，我们将会在这一系列的下一篇文章推送时将你们的回答一并推送！

你认为下列哪种错误宣传对于CDC公信力的破坏更大？

A “狼来了！”

B “大家无需担心，狼是可防可控的！”

你是否同意“能够用对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干扰最小的方式战胜疫情，才算是成功的公共政策”？

A   是

B   否